我依然记得那种向往和开心的感觉—— 当我在1944年8月7日读到哈佛大学Mark Ⅰ型计算机研制成功的报道时—— 那时候我才13岁。Mark Ⅰ是电子机械学上的奇迹，哈佛大学的Aiken是它的结构设计师，而IBM的工程师Clair Lake，Benjamin Durfee和Francis Hamilton是它的实现设计师。同样令人向往的是读到Vannevar Bush的1945年4月发表在亚特兰大月刊上的论文“That We May Think”的时候。在这篇论文中，他建议将大量的知识组织成超文本的网络方式，从用户的计算机上，可以跟随已有的链接，也可以跳到新的相关链接，从而实现链接之间的漫游。

我对计算机的热情在1952年进一步高涨，因为得到了IBM在纽约恩迪科特的一份暑期工作。正是那次，我有了在IBM 604上编程的实际经验，也了解了如何编制IBM 701（它的第一个存储程序计算机）程序的正式指令；从哈佛大学Aiken和Iverson名下毕业终于让我的职业梦想变成了现实，并且，就这样沉迷了一辈子。感谢上帝，让我成为了为数不多的那些开开心心地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的人之一。

我实在无法想象还有哪种生活会比热爱计算机更加激动人心，自从从真空管发展到晶体管，再到集成电路以来，计算机技术已经飞速发展。我用来工作的第一台计算机，是从哈佛刚刚出炉的IBM 7030 Stretch超级计算机，Stretch在1961—1964年间都是世界上运算速度最快的计算机，一共卖出了9台。而我现在用的计算机，Macintosh Powerbook，不但快，还有大容量内存和大容量硬盘，而且便宜了1 000倍（如果按定值美元来算，便宜了5 000倍）。我们依次看到了计算机革命、电子计算机革命、小型计算机革命和微型计算机革命，这些技术上的革命每一次都带来了计算机数量上的剧增。

在计算机技术进步的同时，计算机相关学科知识也在飞速发展。当我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刚从学校毕业的时候，能看完当时所有的期刊和会议报告，掌握所有的潮流动向。而我现在只能对层出不穷的学科分支遗憾地说“再见”，对我所关注的东西也越来越难以全部掌握。兴趣太多，令人兴奋的学习、研究和思考的机会也太多—— 多么不可思议的矛盾啊！这个神奇的时代远远没有结束，它依然在飞速发展。更多的乐趣，尽在将来。